浙江惊现有史以来最大鲨鱼屠宰场

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今日表决通过《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首次以立法的形式将降低PM2.5浓度列为污染防治目标。

在今日举行的北京人大全体会议上，该条例以659票赞成，23票反对，14票弃权获得通过，将于三月一日起生效。北京市环保环保局副局长方力表示，该条例为北京首次提出设定削减排放总量目标。

条例中将近三分之一的条款涉及对污染者进行更严厉的处罚，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柳纪纲对媒体表示，设计这些条款的指导思想是要提高违法排污成本。

依条例规定，北京将加大处罚力度，企业违规排污将被按日计罚并且罚金将不设上限。

该条例获人大表决通过前不久，北京市政府与环保部签订污染治理责任书，明确首都将需要完成PM2.5浓度在五年内下降25%的治理目标。目前北京市 .5年均浓度达89.5微克/立方米，远超每立方米35微克的国家标准。

据《京华时报》报道，北京市长王安顺在参加小组审议时告诉与会代表，该条例的意义“非同一般”，并表示“把这个执行好，空气质量一定会有改善。”

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在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也表示，该条例有重大意义，因为以往政策关注的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而非 .5的浓度。

然而，绿色和平气候与能源项目主任李硕告诉中外对话，该条例自身的意义有限。他说，虽然该条例是首个提到降低PM2.5浓度的具有法律约束性的官方文件，但其在内容上并无新意。

“条例里没有任何内容是我们从未在以往政策或官方文件中看到的……在一定意义上，本次条例更多的是过往大气污染防治政策措施的综合。”李硕说，条例背后的政治意愿往往更值得关注。

北京市政府并不缺乏治理大气污染的政治意愿。1月16日，正值北京遭遇一年来最严重雾霾围城时，市长王安顺表示，首都将“全力以赴”防治大气污染。治理措施包括：削减燃煤260万吨，退出300家污染企业。

其后不久，王安顺在北京市两会上表示，空气污染是最大的民生问题，即使花一万亿，能换回天蓝、水清、地绿也是值得的。

北京的地方官员还有更重要的理由关注空气注污染的治理——中央高层对首都的空气质量颇为关注。

王安顺说：“中央领导说，2017年实现不了空气治理就‘提头来见’。既是玩笑话，也说明了这句话的分量很重。”

受习近平影响？中国游客热捧英国“炸鱼薯条”餐馆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在访问英国时品尝当地传统美食炸鱼薯条；如今，这份美食受到中国游客热捧，英国北约克郡的一家炸鱼和薯条餐馆生意十分火爆。
这家名为 的餐厅位于约克市附近。餐厅经理瓦塞（
担心忧虑也是工程师工作的一部分，因为总会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出现。
我们正在前往火星的半路上，本周刚刚好走了一半，我已经开始在做登陆火星的噩梦了。
登陆火星的任务中，圆满成功的不足半数。你在宇宙飞船上倾注了那么多时间，最后全看那一天——11月26日星期一，有点恐怖。到时候看会怎么样！
我们主要通过指令来控制宇宙飞船。每一项指令都是一条代码，我们发送给宇宙飞船，告诉它登陆后要做什么。
宇宙飞船在夜间休眠时，我们开工。我们下载分析所有的数据，然后告诉宇宙飞船："嗨，'洞察'号，这些是你明天的任务！"
我们在宇宙飞船醒来之前把指令上传给它，然后我们去睡觉，飞船开工。

   

制台"的意思是在任务中心操作，任务中心设有NASA的"深空网络"通讯系统，能 程探测任务交流。

因为火星日每天都在变，我们也需要每天把日程调整一小时。第一天早晨6点开始工作，然后（第二天）是早晨7点，早晨8点，早晨9点，之后我们休息一天。
我们每周都会启动不同的仪器做检查，确保自发射之后一切正常，仪器仍然运转良好。
今天就要做一项检测。要在控制中心进行，因为操控宇宙飞船的是位于丹佛的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分析仪器数据的团队在欧洲，需要一个所有人都能相互通话的系统。
）称，目前一周有超过100名中国游客到店用餐。为了服务中国游客，餐厅把菜单翻译成中文，并且建立网站、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开设平台。
瓦塞说，会时常关注中国游客到店的情况，“我们留意着客车，当他们来了，我们会喊‘他们来了，有20，30，40人，我们快准备好吧。’”
餐厅内，一名中国女游客对BBC表示，给炸鱼薯条这道菜打满分。还有中国游客说，炸鱼薯条是中国最有名的英国美食，英文教科书上有提到，“我一直很想尝尝炸鱼薯条的味道”。
瓦塞表示，中国游客的涌入给他们带来了不少生意，他们对中国游客的印象也很好，“他们很友好，总是带着笑脸”。当地旅游宣传组织 工作人员威尔（ ）指出，2015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英国时，品尝了一份炸鱼薯条，很多中国游客都受其影响。因此，许多中国旅游团把“吃炸鱼薯条”加入他们的行程中。15年10月，习近平访问英国时，当时的英国首相卡梅伦曾带他到一间乡村酒吧，品尝炸鱼薯条和当地啤酒。根据新华社的报道，习近平称赞食物“ ”（非常好！）。
另外，位置或许也是餐厅受捧的原因之一，餐厅位于旅行团从伦敦到约克的主要路线上。
他说：“大部分的中国旅游团会去伦敦、剑桥，然后去约克。在去约克的路上，他们会经过A64公路，所以这也是一个理想的停车位置。”火星发送探测任务，这份差事听上去很不错。但不是每天都有宇宙飞船发射——那么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的宇宙飞船工程师们，其余时间都在做什么？
阿利拜博士（  ）在 下属的喷气推进实验室 工作，参与了"洞察"号（ ）任务——"洞察"号着陆探测器于2018年5月发射，飞往火星。
"洞察"号计划于11月抵达火星，探测火星内部，包括测量火星内部温度及检测"火星震动"，从而对距离我们最近的这颗行星的构造有更多了解。
如今，"洞察"号正在前往火星的途中，将使用火星日，而不再用地球日，包括阿利拜博士在内的一个专家团队负责登陆任务，定期为漫长征程中的宇宙飞船做检查。
我们正在去火星的路上，感觉有点奇怪。而且真的很无聊！但这确实是我们的目标。目前一切进展顺利，我们会继续努力！
发射之前，我的工作是确保宇宙飞船上的所有仪器组装得当，测试顺利。
现在我们没什么要做的，就是等待，我的工作是协助各个团队进行登陆器探测的准备工作。

向空气污染宣战一年 北京空气质量几无改善

去年，北京市内及周边地区的空气污染程度仍然非常糟糕。这表示要打赢这场“治污战役”必须采取更大规模的治理行动。

北京周边地区是中国空气污染的重灾区。根据环保部上周末公布的数据，全国空气质量最差的城市中有六个都位于河北省。

环保部指出这六个城市分别是保定、邢台、石家庄、唐山、邯郸和衡水。

一年前，李克强总理表示防治大气污染是改善民生的当务之急。但是，鉴于大气污染问题的严峻形势，没有谁期望中国在短时间内就取得显著的进展。

但环保部的数据表明，尽管中国的政策目标要遏制煤炭，北京周边的工业密集地区仍在大量排放有害物质。

环保部人士指出，2014年京津冀地区的PM2.5年平均值从106微克/立方米下降到93微克/立方米，但仍远高于中国有关部门规定的35微克/立方米的安全值。

1月下旬，北京市长王安顺称，由于长期饱受大气污染的困扰，北京已“不适宜居住”。

在《中国青年报》的一篇报道中，王安顺说：“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指标体系很重要，北京市正在做。目前北京的确不是宜居之都。”

有专家认为，中国 用于“治污之战”的资金不足。2013年，尽管李克强总理公开承诺要解决污染问题，当年中国用于环境领域的支出却减少了近一成。

实际上治理污染所需的资金还远远不够。而大气污染主要来自燃煤发电和燃煤供暖，以及轿车和卡车使用量的增加。

2013年有一项研究估计，燃煤造成的颗粒物污染使中国北方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比南方人口短了5年左右。

去年，中国人民大学环境经济学教授石磊在接受中外对话采访时说，如果要取得明显的环境改善，中国的环境投资必须达到GDP的2%-3%，这是目前水平的10倍以上。

大气污染治理将成为下个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主要议题，届时中共的官员们将探讨如何将空气、土壤和水污染的治理措施纳入“十三五”规划。

西部、南部城市空气质量较好

环保部的数据表明，去年全国74个大城市中, 只有8个城市的PM2.5、二氧化硫含量等污染物指标达到了国家标准。

这八个城市分别是：福建的福州，海南的海口，广东的惠州、深圳和珠海，云南的昆明，西藏的拉萨和浙江的舟山。

不仅按照城市，环保部还划分了重点区域进行考量，从数据中可以看出去年珠江三角洲的空气质量相对较好，但这一地区的臭氧污染超过PM2.5成为了首要污染物。

京津冀地区已经制定了减少煤炭的目标。从2013年到2017年，北京燃煤消耗将减少1200万吨，天津减少2000万吨，河北则减少4000万吨。

商业领袖许诺加大力度尽快落实气候目标

英国脱欧公投才刚刚落下帷幕，全球商业领袖便齐聚伦敦市政厅，号召各国政府尽快批准巴黎气候合约，言语间充满了对英国脱欧公投影响气候政策进程的担心。

6月27日，商业与气候峰会在伦敦举行。来自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伦敦金融城的诸位代表齐力发声，敦促整个商界将构建可持续发展和低碳经济的目标纳入未来投资决策。

各大跨国企业纷纷承诺，将引入全新商业模式和技术解决方案，并通过与公私领域机构合作，共同加快推进落实巴黎气候目标。

科学家们相信，要想保证全球变暖不超过2摄氏度，至少要将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削减420亿公吨。而各国在第21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巴黎会议）上许诺的未来15年的温室气体排放削减总量却只有60亿公吨。显然，要弥合这两个数据之间的差距还要付出很多努力。

一份涵盖商界温室气体减排额度目标的最新报告

一份题为《气候变化的商业终结》的研究报告预计，通过以下5个核心倡议行动，全球商界可在2030年前完成每年37亿立方公吨的二氧化碳减排量（相当于各国在巴黎气候会议上许诺减排总量的60%）。

如果所有相关企业都能签署行动协议，未来这一数字有望上升到每年100亿立方公吨（大致与目前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相当）。

这5个倡议行动侧重各有不同：RE100将集中帮助企业实现100%的可再生电力供应；EP100将致力于将商业能源生产效率翻番；科学基础目标将为企业发展提供技术资源支持；零采伐项目（-）承诺在供应链中消除商业驱动的采伐行为；而LCTPi则将集中精力推广低碳技术。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执行秘书克里斯提娜•菲格雷斯在其任期最后的某次官方演讲中表示：“未来4年建设的基础设施将直接影响未来人类的命运。如今我们已经制定了目标，问题是需要多久才能落实这些目标。”

据《新气候经济》估算，为保证全球经济朝着低碳和气候适应的方向转型，从现在开始到2030年，预计全球每年要在城市改造、土地使用和能源基础设施方面投入至少90万亿美元。

因此，有与会人员表示，应该尽快在绿色金融领域引入私有资本。

有发言人认为，可再生能源价格正在迅速下降，而共享经济理念则带动了很多全新商业模式的产生，这无疑创造了更多更快推广清洁能源服务的机会。

国际可再生能源署（）的统计显示，目前太阳能光伏电池板和风力涡轮机的价格大概分别下降了80%和30%-40%。

法国环境部长、第21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主席赛格罗那•莱亚尔号召欧洲各国在明年确定碳排放的最低限价，并且突出强调了碳领袖联盟组织的作用。（碳领袖联盟由96个成员企业组成，其宗旨是力争在 2020年前将目前限价机制下的温室气体排放份额再增加一倍。）

低碳经济转型成功与否关键还要依靠新科学技术，这一观点在本次大会上得到了广泛认同。 

挪威可再生能源企业Eco Hz负责人普雷本•蒙克表示：“目前已有机构将分布式电网与全新电池能源存储设备相结合，将其利用到乡村地区的公用事业设施上。

他还补充道：“随着智能电网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循环经济也开始迅速崛起。虽然这些商业模式正式上线还需时日，但是我们发现各公司首席执行官们已经开始积极倡导商业的可持续性，其重视程度不亚于金融和市场模式。”

英国退欧的负面影响

峰会举行前几天，英国民众刚刚通过民主公投决定离开欧盟。这次公投给金融市场带来重创，市场不确定性增加，英镑价格也一度下跌到30年以来的最低点。

如今，欧洲陷入分裂，美国政坛及中国当下的经济转型前景难以预测，这些都让各国抗击气候变化的努力变得前途未卜。

菲格雷斯承认，由于英国即将脱离欧洲，未来欧盟可能需要重新调整其在《巴黎气候协定》中承诺的责任。

她表示：“如果相关方面正式启动了《里斯本合约》第50条规定，那么欧盟就需要重新审视自己的自主贡献预案，可能还需要重新调整相应的责任比例。未来2年，调整和变化肯定会难以避免。”

伦敦金融城绿色金融倡议主席罗杰•吉福德爵士重申，伦敦和整个英国在推进更广泛的低碳能源转型方面的承诺绝不会因为此次公投而发生动摇，并特别呼吁中国和印度给予更多的支持。

全新的绿色经济模式

与会成员还提到了那些“被遗忘的人们”。这些人并没有从发达民主国家的经济繁荣和平等机会中受益，而如今他们开始向西方民主世界表达自己的不满。

瑞秋•凯特是联合国秘书长任命的“人人享有可持续能源”（）项目的首席执行官和特别代表。她认为，绿色经济将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新型产业，帮助西方国家通过另外一种资本主义模式解决现有的社会经济难题。

她表示：“西方世界还没有完全意识到自己适应气候变化需要付出的真正代价。我们必须要认真思考不让国内任何一个人掉队背后的真正意义。目前，如今我们对绿色投资监管已经完全改观，因为绿色投资将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观点：韦州清真寺对峙可能惹怒“模范”的回族穆斯林

中国当局早前计划拆除宁夏自治区韦州市一家清真寺，引起当地回教徒强烈不满。美国俄克拉何马大学学者斯特鲁普（ ）形容，中国政府一向都希望严控宗教活动，但韦州是中国近年西部城市经济发展的模范，拆除清真寺的计划可能会惹怒当地人，引起反效果。

2016年2月一个寒冷的早晨，天还未亮，但我已经抵达韦州一家清真寺的庭院里。这个小镇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居民大多是回教徒。
我身边有约150名男人，他们都戴着传统的白帽子，一些人也蓄着长长的胡子，徐徐地走进清真寺内的洗手间，通过洗礼仪式为当天的早祷做准备。
远处也传来其他清真寺扩音器的声音，召集回教徒做早祷。这些声音在市内回响，男性慢慢聚集起来祷告，中国回教腹地新的一天开始了。
但两年后，韦州这个小镇却成了中国政府与回教徒日渐激烈冲突的中心，冲突的起因，是当局计划清拆当地建成不久的大清真寺。
当地政府解释说，这座大清真寺并没有得到政府的建筑许可，是“违规建筑”。当地的回教徒反应激烈，占领了大清真寺周边的街道，阻止当局的清拆行动。
冲突发展至今成了僵局。当地政府改变说法，承诺不会完全把大清真寺拆毁，但坚持必须把富有阿拉伯特色的拱顶改掉，如果需要作其他改动，必定会先取得当地回教徒的同意。
但这样做的风险是，可能会破坏象征韦州成功的重要标志，也可能激怒曾经代表中国经济改革成果的回族社区。
韦州超过90%的居民是回族人，中国媒体经常称他们为“中国的穆斯林”，他们的祖先最早在公元八世纪时抵达中国。他们与中国汉族人通婚，经过数百年后他们的长相已经变得与汉人无异，但与一般中国人不同，他们仍然信奉回教。
他们在18至19世纪与清廷爆发许多武装冲突，但回族在今天被视为是中国的“模范少数民族”。我在宁夏首府银川实地考察时，一位接受我访问的汉族人跟我说：“回族已经完全被汉化。”
但在韦州等一些宗教气息依然浓厚的回族人聚居地，居民仍然十分虔诚地遵守伊斯兰教教义。我在研究这个城市的过程中，许多当地居民都自豪地说他们大多仍然穿着传统的伊期兰头巾或白色的祷告帽，差不多所有人每天都会到清真寺祷告，当地商店全都没有售卖酒精饮品，居民也严格遵从符合教义的饮食习惯。
韦州居民的信仰根基依然深厚。这与银川十分不同，当地人批评银川已经“淡化”了伊斯兰教的教义。
韦州的大清真寺当时仍然在兴建中，但当地居民已经以它为傲。这座大清真寺建成后，会成为宁夏最大的清真寺，它具备许多当地人称为阿拉伯建筑的元素：白色圆顶、横梁和顶部设有新月型装饰的叫拜楼。
这座清真寺大到可以容纳所有韦州人周五在此进行祷告。
但这座大清真寺落成还不到一年，就成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推行的清真寺“中国化”的猎物。中国当局这样做是为了把权力集中到自己身上，也是为了消灭反抗中共统治的力量。它以“保安”为由推行这个政策，声称这是为了打击宗教极端主义。
习近平在去年10月中共十九大期间，指中国共产党必须“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坚持中国化方向”。此话一出，中国各地的地方官员纷纷开始严控宗教，对中国的穆斯林社区影响最为严重。
最受这些政策影响的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联合国一个委员会近期提交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国政府在当地的“再教育营”囚禁了约100万名维吾尔人，这些人都因为穿戴头巾、出国、在社交网站张贴《可兰经》经文等各种原因，被当局指控为宗教极端份子。
中国政府因为这些指控遭受外界批评，它回应时指这些外国批评人士不完全了解中国的情况。中国官方《环球时报》英文版在8月13日引述中国专家指出，西方媒体批评中国前“应亲身了解当地的情况”。

आदिवासियों के लिए मुख्यधारा की मीडिया की ऐसी बेरुख़ी

अंतरराष्ट्रीय आदिवासी दिवस के मौके पर भारत के आदिवासियों के हालात सुनने के लिए दिल्ली में मुख्यधारा का एक भी रिपोर्टर नहीं आया.

आदिवासियों को मीडियाकर्मियों की उपस्थिति के बिना ही अपना प्रेस कॉन्फ्रेंस करना पड़ा. संयुक्त राष्ट्र ने 1994 में नौ अगस्त को अंतरराष्ट्रीय आदिवासी दिवस मनाने का ऐलान किया था.
इसी मौके पर मध्य भारत के आदिवासियों ने आठ अगस्त को दिल्ली में कंस्टीच्यूशन क्लब में एक प्रेंस कॉफ्रेंस बुलाई थी लेकिन भारत की मीडिया में वंचितों की इस कदर अपेक्षा देखी गई कि आयोजकों ने मुख्यधारा के रिपोर्टरों का एक घंटे तक इंतज़ार करने के बाद कॉन्फ्रेंस शुरू किया और चंद मिनटों में ही ख़त्म कर दिया.
दिल्ली में ऑल आदिवासी दिल्ली-एनसीआर ने नौ अगस्त को 24 वें अंतरराष्ट्रीय आदिवासी दिवस के मौके पर देश में आदिवासियों की सामाजिक, आर्थिक और सांस्कृतिक हालात के बारे में जानकारी देने के लिए ये प्रेस कॉन्फ्रेंस बुलाई थी.
इस प्रेस कॉन्फ्रेंस को संबोधित करने के लिए जवाहर लाल नेहरू विश्वविद्यालय के शिक्षक संघ की अध्यक्ष प्रोफेसर सोना झरिया, योजना आयोग के पूर्व सदस्य सीके तिर्की, भारत सरकार के भू वैज्ञानिक डॉक्टर अशोक बक्सला, वकील निकोलस बारला, समाज वैज्ञानिक डॉक्टर ए बेंजामिन, आदिवासी मामलों के शोधार्थी डॉक्टर विसेंट एक्का जैसे लोग मौजूद थे.
लेकिन उन्हें दो घंटे के लिए तयशुदा प्रेंस कॉन्फ्रेंस को चंद मिनटों में ही समाप्त करने के लिए बाध्य होना पड़ा. कथित तौर पर मुख्यधारा के एक भी समाचार पत्र और टेलीविजन चैनल का संवाददाता इस प्रेस कॉन्फ्रेंस में नहीं आया.
जबकि कंस्टीट्यूशन क्लब से चंद क़दमों की दूरी पर स्थित प्रेस कल्ब ऑफ इंडिया में चल रहे एक प्रेस कॉन्फ्रेंस में टेलीविजन चैनलों के 17 कैमरे मौजूद थे.
हालांकि ऑल आदिवासी दिल्ली-एनसीआर ने प्रेस क्लब में भी लगभग दस दिनों पहले इस कॉन्फ्रेंस के लिए जगह बुक कराने की कोशिश की थी लेकिन उन्हें वहां उन्हें जगह नहीं मिल सकी.
आदिवासियों के लिए दिल्ली में एक प्रेस कॉन्फ्रेंस कितना मुश्किल काम है, इसकी पूरी अंतर्कथा बेहद दर्दनाक है.
कंस्टीट्यूशन क्लब में प्रेंस कॉन्फ्रेंस के आयोजन की जानकारी नब्बे मीडिया संस्थानों को भेजी गई थी.
इस प्रोग्राम के आयोजकों में से एक कुणाल ने बताया कि वे खुद भी एक टेलीविजन चैनल में ऑडियो इंजीनियर हैं और उन्होने मीडिया संस्थानों को इस कॉन्फ्रेंस के लिए ईमेल किया था. मीडिया में अपने संपर्कों का इस्तेमाल करते हुए दोस्त पत्रकारों को भी आमंत्रित किया था.
कुणाल के अनुसार आदिवासी मामलों पर लिखने वाले प्रदीप कुरीन ने भी उन्हें यह बताया था कि उन्होंने इस प्रेस कॉन्फ्रेंस के लिए कई लोगों को कहा है.
प्रेस कॉन्फ्रेंस इस इंतजार में भी 45 मिनट की देरी से शुरू हुई कि कुछ चैनलों के संवाददाताओं ने कहा कि वे रास्ते में हैं और जल्द ही पहुंच रहे हैं.
लेकिन इन रिपोर्टरों का रास्ता ही कॉन्फ्रेंस के ख़त्म होने तक पुरा नहीं हुआ.
भारत सरकार में वैज्ञानिक डॉक्टर अशोक बक्सला ने बताया कि यह कोई पहला मौका नहीं है जब आदिवासियों की मीडिया ने उपेक्षा की है.
उन्होने दिल्ली में आदिवासियों के कई धरना, प्रदर्शनों और अन्य कार्यक्रमों की अतीत में मीडिया की उपेक्षा की दास्तां का बयां किया.
उन्होंने अफ़सोस ज़ाहिर किया कि "मीडिया शायद इसीलिए हमारी तरफ़ नहीं देखता हैं क्योंकि वे आकर्षक नहीं है और मीडिया जो चाहता है हम वह उन्हें नहीं दे पाते हैं."